他说：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
但在很长的时间中，对道德的价值根源，正如其他民族一样，以为是在神、天。心是整个身体思想、道德、意识的中心，决定人的仁贪、善恶、贤不肖。
[12]徐复观：《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84-285页。形而中学的方法是一种形中方法。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46] 林乐昌：《论张载的价值观：地位•类型•特色》，《黄帝陵·文化自信清明学术交流会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0-181页。因此，需要我们深入发掘中国传统经典的思想精华，在重新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基础上会通中西，多元整合，传承发展中国文化，构建儒学思想新体系，以文化复兴、儒学复兴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通过疏解《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提出了介于形而上之谓道与形而下之谓器之间的形而中者谓之心，并进一步提出了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为主体的形而中学。[18] 徐复观：《中庸的地位问题——谨就正于钱宾四先生》，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归焉。
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因此，法是治道之流，而非治道之源，君子才是真正的治道之源。第五，民间非政府组织未能充分发育，未能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事事都要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因此，有论者说：荀子认为王霸只是治法上的不同，是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区别。
《韩非子·八经》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他主张礼法并用：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夫何物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54]这里仅就几个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若素无素有者，谓不己无己有之也。将这两段话联系起来就不难解读了。
(《荀子·性恶》)这里是以性恶论作为其礼法并用的理论基础的，体现了综合治理的思想。他一方面为当时大一统的趋势所刺激，而主张定于‘一。这里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说他们念念不忘德与刑，分明是主张德刑并用，以德为主是治国之上策。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这一思想使他能够既适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又顺应思想学术的演变逻辑，使礼与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的治道模式。霸为制度名词而非政治名词。
另一方面他把王霸二字赋予一种新意义，不从地位上区别，而从性质上区别，王道霸道，判然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中心地位的王霸论遂出现了。二、治道的源流 对于中国传统治道的模式，近代以来学者们有不尽相同的概括，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把传统治道概括为道家的无治主义， 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礼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法家为法治主义(或物治主义)，并把它与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区分。
荀子把那些不合先王、不顺礼义的言论概斥为奸言、奸心。[26]这些论说尽管很有道理的，但是应该考虑到时代变了，荀子援礼入法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拓展儒家的思想领域。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历史完全是一个从德到力的退化过程。牟宗三先生将政治（权力）分判为政权与治权，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儒家也讲法，法家也讲礼。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在强调人还是强调法这一点上与儒法形成对立。
[34]这一点对宋儒影响甚巨，相继信奉并阐发之。已经通过大舜的政治行为方式，明确地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观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型，它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国内治理危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法制建设危机重重、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党群关系日益紧张等等。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确实给予秦国以很高的评价。必须明白这点，才能抓住荀子思想的本质。
孔子对于霸者并没有菲薄的意思，他也并没有标榜出与霸道对立的王道。《荀子·正论》篇称：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自后《左传》遂屡见霸字，而伯亦有训霸者矣。不同的是，稷下学者们结合礼法都具有以法治为主而以礼治为辅的倾向。
有了君子，无法可以有法。这样，孟子将霸、王作为两条对比鲜明的治道方略和统一天下的途径提了出来。
仁非其里而虚之，非仁也。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在儒家当中，荀子是宋明以后因偏见而相对贬低的儒家学者、思想家，近代以来相比较其他儒家人们对他研究也很不够，他的思想最有价值的正是治道方面，这方面正可以使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与西方现代法治为主体的治道进行沟通、接隼，其许多思想还仍然是有价值的。[55]《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庞朴主编：《儒林》第二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熟悉稷下各家之学，也有了百家争鸣，学术交融的思想自由的宝贵经历，这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思想、构建自己庞大思想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荀子主张，治国理政，临事接民，应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制号政令,欲严以威。
后者为政法，在律人身。（《论语·宪问》）荀子继承和改造了孔子的礼治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礼法合治观。
[⑥]简单地说，广义的治道即治国的思想原则，也包括治之具即治国的制度措施。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
